就在高桥南和龚十七于城西酒楼中商议行动方案的同时，城东的一处宅院大门打开，一顶四人软轿无声而出，前后还各有两名身着五色团花曳撒服，腰间挎着绣春刀的护卫人员。这处宅院便是锦衣卫在杭州城的衙门所在地，不过与其他官署不同的是，这里并没有挂出任何招牌，也没有石狮当道，衙役把门，看上去与普通大户人家的宅院并无不同。
  这种低调并不是为了迎合锦衣卫这个机构的特殊性质，而是锦衣卫驻杭州负责人廖训上任之后才做出的调整。廖训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他认为锦衣卫贵为天子亲军，哪里还需要通过讲排场来显示自身的地位，实际的工作成效远比排场重要，自己能在目前的职位上立下多少功绩，捞到多少实际的好处，这才是重点。
  当然了，裁减不必要的排场之后，省下来的经费也没有旁落到别处，都被廖训揣进了自己的口袋中。杭州这地方商业发达，民间也较为富庶，极少发生需要锦衣卫出面处理的恶性案件或者政治事件，锦衣卫在杭州能做的事情甚至还没有专门侦办地方官员的东厂多。廖训发现这地方没什么功绩好捞，自然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更为实际的方向。
  提刑按察使司的的郭正，都指挥使司的于平风，都是他被南镇抚司分派来杭州之前就认得的官员，到了这边之后，另两人给他引见了宁波府的大海商汪加林，几人一拍即合，便很快形成了官商一体的私人组织。凭借这几人所提供的各种“方便”，汪加林在短短几年中便迅速崛起，靠着走私贸易成为了舟山群岛数一数二的大户，其影响力也从宁波府一地迅速展开，整个杭州湾的海贸生意也被其控制大半。
  廖训只需在杭州府写写公文，下达指令，每年从舟山得到的好处便多达数万两白银，而期间由汪加林送来的各种奇珍异宝更是多不胜数，很难在别处找到这种轻松愉快的肥差了。廖训用这些银子在杭州府购置了房产地皮，养了几房妻妾，日子过得堪称美滋滋。
  不过这种完美的生活状态在去年被海汉人的到来给破坏了，尽管在此之前舟山船帮凭借倒卖海汉货物也获利颇丰，廖训自己也从中得了不少好处，但海汉人来到浙江之后，并没有给舟山船帮这个“编外代理商”留下任何脸面，直接便动手抢地盘了。
  海汉人登陆宁波石浦港的消息刚传到杭州，没等这边有所反应，海汉人攻下六横岛的消息便接踵而至，而当廖训等人还没判断出海汉人是否会对舟山动手的时候，东海上已经开战了。等杭州这边试图以官方身份出面阻止海汉人这种野蛮行径的时候，围绕舟山群岛控制权而展开的战斗却已经结束了，舟山岛在海汉大军水陆夹攻之下迅速沦陷，岛主汪加林生死不明。
  所有人才意识到这帮南方蛮子可不只是精于海上贸易的商人而已，其战力和野心之强，还远在早年骚扰东海的倭寇和西番之上。虽然浙江都司这边由于平风向宁波府驻军发了公文，要求他们对海汉人的暴力行径有所反应，但身处一线的宁波驻军已经知道海汉军武力了得，并非普通的海盗武装，而是货真价实的一支军队，哪肯轻易出海给对方送菜。
  加之此时海汉已经在暗中设法搭上了宁波官方和军方的路子，有白花花的银子开道，宁波这边的官府和驻军对杭州发来的指令也是阳奉阴违，故意拖延，所以于平风的公文发到宁波之后，便如石沉大海一般没了回应。而廖训手无兵权，在此过程中更是丝毫使不上力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海汉夺去了舟山的控制权。
  舟山船帮的覆灭，对于其背后的利益集团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巨大，仅每年输送到杭州府各个衙门的收益，就多达数十万两银子，从中得到好处的官场中人不下百人。而廖训、于平风、郭正这样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海汉这帮破坏安定局面的不速之客更是恨之入骨，并不肯就此服输。
  只是之后汪加林重上舟山岛，试图在海汉组织的招商会期间制造混乱，但也还是遭到了挫败。之后他们又鼓动了嘉兴府海宁卫指挥使马越派手下假扮海盗，派船在海上劫掠海汉商船，然而这个计划又被对方提前识破，马越出师未捷莫名其妙就死在了海上。廖训等人虽然猜想此事与海汉人脱不了干系，但却又没有任何证据能将其与海汉联系起来，最终只能把这口锅扣给了并不存在的倭寇。
  在经历了两次重大挫折之后，廖训一伙也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一方在海上并无任何优势，除非是大规模地集中并出动华东地区的水师，这中间要费的周折可就大了。而且以海汉人的能耐，只怕这水师部队还没完成集结，他们就已经在舟山岛上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了。
  想要以明军部队渡海攻打装备大量火炮的对手，这可就有些困难了。十年前福建巡抚南宫益、总兵俞咨皋率军攻打澎湖红毛城，动用兵船两百艘，兵力万人，耗军费十七万两，打了七个月才把红毛人赶出澎湖。而这次占领舟山的海汉人，据说在南方把红毛人驯得服服帖帖，其战力已高到让明军很难望其项背了。
  浙江这边想对舟山用兵，那不拉个三五万人的军队过去，很有可能会自取其辱，而且这种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要得到朝廷的批准，行文到兵部，再由朝廷的大佬们慢慢讨论，没两三个月的时间出不了结果。而如今朝廷将注意力都放在平定中原内乱和抵御关外后金军，哪里还抽得出精力来处理浙江这些海上纷乱。就算浙江都司打了报告到兵部去，多半也会被上面以“顾全大局”之类的说法驳回。
  用硬的行不通，廖训等人便转换了方式，开始寻求用其他手段狙击海汉。他们通过研究海汉的发迹史，很快便发现这个武装组织的扩张套路都是伴随着贸易进行，多数状况下是以商贸开路，如果遇到阻力便果断投入武力排除障碍，而海汉在浙江开展贸易的最大的阻碍，无疑便是舟山群岛这些已经垄断浙江半数以上海洋贸易的所谓民间武装势力了。但廖训等人所不太明白的是，海汉在南方的福广等地都曾与当地官府磋商利益分配的方式，为何到了浙江却如此缺乏耐心，直接便对舟山动手。
  廖训等人当然想不到海汉这么做的原因是急于北上，将势力范围扩展至渤海周边，以便能趁着登莱之乱的恢复期在胶东半岛抢下一两处立足地，进而在东北亚地区打开局面。而舟山船帮在此过程中就不免成为了阻碍局势进程的绊脚石，海汉也没有什么兴趣跟一帮海盗出身的武装走私商慢慢谈条件，干脆就派出部队平推过去，只当是练兵了。而由此所花销的军费与未来能从这一地区所获取的收益来做比较，那无疑也是十分划算的买卖。
  这其中的奥妙，以廖训等人的眼光见识，目前自然是想不到的。所以他们也只能认为海汉的做法就是想独占浙江的海上贸易，不给旁人留活路了。虽然动用大军扫平舟山岛这种打算不太行现实，但以他们在浙江官场上的影响力，要给海汉人制造一些麻烦，却也有不少的机会。
  最初廖训等人是给下面的人派任务，查办走私进入杭州城的海汉货，以此来对海汉试图开展的贸易攻势展开打击。这种方法看来似乎可行，但在实际运作当中很快就开始暴露出了问题，有人利用职权中饱私囊，将罚没的货物部分或全部私下变卖，把收入揣进自己口袋，而这些海汉货却依旧通过别的途径流通到了市场上。
  但这些违背他们初衷的状况还只是少数人的做法，而且处理对象也多是一些没什么背景的小商小贩，真正惹出麻烦的地方并不在于此。在原本由舟山船帮把控的海贸权易主之后，海汉人很快便通过招商会在江浙地区招揽了一大批代理商，参与到瓜分好处的海汉贸易体系当中，而这些代理商大多有着一定的经济实力，以及或大或小的官方靠山。
  这些人所代表的是舟山船帮覆灭之后填补其空缺的新一批既得利益阶级，在可期许的利益足够大的情况下，他们出于自身得失考虑，选择了加入海汉主持的阵营，而试图阻拦海汉在浙江开展贸易的的地方官吏，在这些新的既得利益者面前就成了可恶的绊脚石。而其中有不少参与者，其背后靠山是廖训他们也不敢轻易得罪的对象。
  由于这样的形势变化，廖训等人倡导并开展的反海汉行动所取得的成效也很有限，这一年下来非但没有成功阻止海汉在浙江展开贸易，反倒是市面上的海汉货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不断丰富，而当这种跨国走私贸易已经变成利润丰厚的产业时，想要再凭借少数人的权力去对其进行清除就显得困难重重了，何况在这些贸易渠道背后，还有舟山岛上那些并不十分安分的海汉人存在。
  从去年年底开始，宁波府方面对杭州发去要求严管海上贸易的公文就开始明显推诿起来，甚至声称其中某些针对海贸的强制性管理措施会“引发民众不安”，因而拒绝执行。廖训知道宁波方面所指的民众可不是出海打鱼的普通渔民，而是众多的大明海商与他们的贸易对象海汉人。根据廖训所掌握的情报，海汉人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所表示过，会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维护自己在浙江沿海的贸易权力，以及本地商业伙伴的利益，这几乎就差把“开战”两个字直接吐出来了。
  海汉人已经在舟山岛上修筑了军港、军营、岸防工事，常年驻扎有成建制的部队和作战舰队，这显然已经远远脱离了普通海商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府不愿招惹对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毕竟如果双方交恶，开战后第一个遭殃的地方就是与其相邻的宁波府。
  不得已之下，于平风和郭正只能将对抗海汉的担子更多地交到廖训肩上，因为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军权已经逐步失去了威慑力，倒是掌管锦衣卫这个特殊情报机关的廖训或许能找到其他可以有效打击海汉的办法。
  廖训的确想到了一个或许能够奏效的办法，他通过搜集的情报注意到海汉一直都在大量招揽移民，尤其以青壮和有手艺的匠人为最，这些移民据说到了舟山岛上进行筛选之后，一部分会运到南方去屯垦，另一部分则是留在舟山岛上劳作。廖训的想法就是派出一些受过训练的人手，以参加移民的方式到舟山岛上潜伏下来，伺机绑票或刺杀海汉的高层人物——被普通百姓称作“首长”的海汉首脑人物。
  考虑到目前浙江官场上早就被海汉渗透，如果这个项目不保密进行，只怕人还没到舟山就已经被海汉给抓了，所以廖训将自己在城北的一处宅子腾了出来，作为训练行动人员之用。为了不引起有心人的注意，廖训干脆连家都搬到了城北，这样每日回到府中，再指导自己的属下进行特训。
  目前在他手下受训的二十多人并不都是锦衣卫的人马，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来自军方，还有几人本来就是民间人士，因为身手了得才被廖训所招揽。这些人今后能不能成事，廖训其实也没有什么把握，但他知道自己这边如果还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反击手段，那海汉人大概一两年内就会把手伸到杭州府了，到时候再想翻天，只怕比现在还要难上百倍。